在呼吸道传染病肆虐的冬季，不少患者都经历了支原体感染。支原体其实并非细菌，而是一种非典型病原微生物。治疗支原体感染的抗菌药主要为大环内酯类（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和乙酰吉他霉素）、新型四环素类（多西环素和米诺环素）以及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和妥舒沙星）[1]。

　　那你知道这些常用于治疗支原体呼吸道感染的抗菌药与精神科药物合并使用是否安全呢？今天小安邀请我院牛梦溪药师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

　　1对疗效的影响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抗菌谱较广，除了支原体感染外，对细菌和其他非典型病原体的感染也有较好的效果。阿奇霉素在儿童中的使用安全性较高，常作为首选治疗药物。其他大环内酯类药物如克拉霉素、红霉素会受到卡马西平、苯妥英、苯巴比妥和含有金丝桃素类抗抑郁药（如圣约翰草提取物）的影响，被更快的从体内代谢掉，导致抗菌效果降低，因此应避免合用。

　　部分镇静催眠药会被克拉霉素和红霉素抑制代谢，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服用咪达唑仑的患者其体内药物会受克拉霉素抑制，浓度升高7倍[2]。阿普唑仑和喹硫平[3]也同样受到克拉霉素和红霉素的影响浓度升高，导致镇静作用的程度增加、持续时间延长。阿奇霉素与精神科药物产生相互作用的风险相对较小，劳拉西泮和奥沙西泮则不受红霉素或克拉霉素的影响。因此规律服用咪达唑仑、阿普唑仑或喹硫平的患者发生支原体感染时，应避免合用红霉素或克拉霉素，或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阿奇霉素。

　　2心率失常的风险

　　据报道，服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存在心律失常的风险[4]，合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时这种风险会增加。但大环内酯类药物用于治疗支原体感染的疗程通常较短，因此经过医生的评估后可短期与精神科药物合用。但如果心律失常控制不佳、同时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或长期进食较差出现低血钾状态的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的风险更高。这类患者在不可避免合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和精神科药物时，应对患者的心律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预防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阿奇霉素半衰期较长（68h），停药后也应持续关注心律情况直至药物基本从体内消除。

　　新型四环素类

　　四环素类药物是在大环内酯类耐药后的备选抗菌药，临床中大多使用抗菌活性较强的多西环素，其对非典型病原体，如支原体、衣原体等具有很好的抗菌效果。但在和精神科药物苯妥英、苯巴比妥、卡马西平合用时，多西环素会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浓度降低，抗菌效果大打折扣[5]，因此应避免合用。

　　多西环素或米诺环素与碳酸锂合用时，有一定的风险会增加锂离子的血药浓度，共病肾功能障碍的患者风险更高。部分患者可能由于血锂浓度升高表现为嗜睡、头晕、呕吐、视物模糊等症状，此时需要立刻就医并检测血锂浓度。多西环素对胃肠道有一定的刺激，服药时需要多饮水，避免卧床服药。存在吞咽困难或不便起身的精神疾病患者若必须合用多西环素，应关注其对胃肠道的刺激性，必要时可与牛奶同服以降低不良影响。

　　喹诺酮类

　　喹诺酮类是呼吸道感染常用的抗菌药，它们对细菌和其他非典型病原体也有广谱的抗菌效果。应用喹诺酮类药物时，患者有一定的风险会出现失眠和兴奋的不良反应。当出现精神状态的改变时，需要与患者自身的精神疾病症状相鉴别。确认为喹诺酮类药物不良反应后，需要立刻停用此类抗菌药并就医采取相应的措施。

　　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一样可能引起心律失常[4]，尤其与抗精神病药、三环类抗抑郁药合用时这种风险会增加，应避免合用。另外，规律服用安非他酮的患者在支原体感染后，使用喹诺酮类抗菌药会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相对可控，主要与安非他酮的给药剂量有关。因此在医生的指导和监测下长期使用安非他酮的患者可谨慎合用喹诺酮类抗菌药，当患者出现癫痫发作，应立刻就医。

　　小结：支原体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使用大环内酯类、新型四环素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治疗。服用精神科药物的患者在使用这三类抗菌药时，总体相对安全，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合用的药物

　　卡马西平、苯妥英、苯巴比妥和含有金丝桃素类抗抑郁药、咪达唑仑、阿普唑仑、喹硫平与红霉素、克拉霉素

　　卡马西平、苯妥英、苯巴比妥与多西环素

　　谨慎合用的药物

　　关注心律失常的风险：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与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药物。

　　关注癫痫风险：安非他酮与喹诺酮类药物。

　　此外，任何抗菌药都应在发热门诊、呼吸科或感染科等科室就诊，经医生确诊并评估后方可使用。自行提前使用抗菌药物并不能预防支原体感染，且未经医生的安全性评估，还可能增加病原体耐药的风险，并导致与精神科药物的潜在相互作用。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致病微生物相对复杂，患者可能合并多个病原体的感染。出现混合感染时病情相对较重，患者更要及时就医，根据病原类型选择对症药物。

　　参考文献：

　　[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版）

　　[2]Ito K, Ogihara K, Kanamitsu SI, Itoh T. Prediction of the in vivo interaction between midazolam and macrolides based on in vitro studies using human liver microsomes. Drug Metab Dispos. 2003;31:945-954.

　　[3] Hantson P, Di Fazio V, Wallemacq P. Toxicokinetic interaction between quetiapine and 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llowing quetiapine overdose. Drug Metab Lett. 2010;4:7-8.

　　[4] Iannini PB. Cardiotoxicity of macrolides, ketolides and fluoroquinolones that prolong the QTc interval. Expert Opin Drug Saf. 2002;1:121-8.

　　[5] Neuvonen PJ, Penttila O, Lehtovaara R, Aho K. Effect of antiepileptic drugs on the elimination of various tetracycline derivatives. Eur J Clin Pharmacol. 1975;9:147-54.

　　文章作者

　　牛梦溪（主管药师）

　　从事精神科临床药师工作七年，担任首医精神药理学教研组授课教师、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临床药师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