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的疫情控制得基本平稳，医疗队也陆续回家了，但是我们对于医护人员和公众的心理健康的关注还不能放松。”我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心理师姜长青在隔离酒店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特别提到，尽管疫情形势在慢慢变好，但是人们的许多心理问题也在慢慢浮现。

　　在普通人眼里，医护人员们是勇往直前与死神抢人的白衣天使，而在姜长青面前，医疗队员们更愿意卸下心理防线，向他倾诉心里的小情绪：因为武汉的饮食习惯不合自己的胃口而焦躁、因目睹患者离世而无限内疚自责……

“医护人员不是神，也会因为焦虑而难以入眠”

　　2月20日，姜长青与我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抵达武汉，担任北京援鄂医疗队的心理治疗师，为已经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待了一个月余的北京援鄂医疗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援鄂归来刚下飞机的姜长青

　　“我们最开始发现，医护人员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睡眠问题。”姜长青指出，医护人员本身就是一个易失眠群体，来到武汉以后，新的工作环境会加重他们的焦虑情绪，再加上应对方式失当，最后加重了失眠。

　　“队员们是有在武汉一战到底的决心的，但他们对于这个在当时还是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依然会表现出恐惧”，姜长青提到，彼时并没有人可以保证防护设备不会有感染风险，也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医护人员们面对未知的疾病流露出本能的恐惧;此外，许多人此前多在急诊科、呼吸科工作，几乎未穿过防护服，穿上防护服后的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等不适也会加深他们的焦虑;再加上身处危重症病区，常常要做好抢救的准备，一整天都处于高压的精神状态下，也让她们的焦虑情绪越来越重。

　　于是，姜长青和沙莎为队员们安排了团体心理干预，他们每天都在医疗队驻地等待医护人员，通过集体谈话引导大家的情绪。“我们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一天在病房的经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了什么，有怎样的情绪反应，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又是如何应对的?每个人说完后，大家会发现，原来彼此间的经历和感受是相似的。”姜长青说，如果人觉得一些问题只有自己存在，就会紧张，但如果发现大家都有相似情况，焦虑感会大大降低。

　　要把这种焦虑看做正常的事情，接纳它，而不是努力摆脱它。这是医疗队队员们的第一堂心理课。

　　在驻地，每天下午是固定的团队心理辅导时间

　　过了大约两周时间，姜长青再次对医疗队成员做了一次调查，惊喜地发现，队员们的睡眠质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队员，刚到武汉时睡眠质量极差，失眠易醒，严重影响到了白天的工作，而我们给她做了一次心理干预，睡眠质量就好多了，能在短短几天内改善她的睡眠，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姜长青说。

　　“疫情好转了，但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还远没有消退”

　　随着疫情的好转，北京援鄂医疗队在3月最后一天离开了武汉，回到北京开始为期14天的隔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难得的休息时间，而对于姜长青来说，他又迎来了新的心理疏导任务。

　　姜长青(右)为医疗队队员进行一对一心理疏导工作

　　“在武汉抗疫工作即将结束时，大家的恐慌、焦虑情绪已经很少了，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症状开始逐渐出现。”姜长青说，尤其是回到北京后，陆陆续续有医疗队员找到他说起自己的近况，而他根据这些描述发现，这是很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表现。

　　“有些人说，回到北京后，闲暇时总会不断地想起当初在武汉病房里的经历，就连做梦也会梦到病房的情景。”姜长青指出，这种不断在脑海里出现的短暂性重演叫做闪回，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典型的症状。

　　此外，还有些人出现了警觉性增高的症状，一听到、看到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话题就异常紧张、害怕，反应强烈。

　　“还有些人，回到北京以后，就变得不愿意再看手机了，甚至都不愿意开机，也不爱看电视，特别是关于疫情的新闻，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我们有个队员，回来后一直不愿意在酒店的2楼食堂吃饭，我们询问后才知道，因为那层楼的食堂有台电视机，整天都停留在新闻频道，有不少疫情消息，他受不了，宁可跑到其他楼层去吃饭。”姜长青说，这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回避。

　　“大家会出现这种反应，是因为在武汉投入了太多精力和感情了。”姜长青解释，在武汉抗疫期间，所有人都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所有的注意力都凝聚在工作上，全身心投入到救治病人过程中，等到高紧张的工作状态解除，就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如果这种情绪只是短期存在，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就要考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继续相应的心理治疗。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疫情结束后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心理问题。”姜长青强调，与疫情的“关系”越紧密，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就越高，在一线工作的医护工作者，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与遭遇过亲人因疫情而离世的死者家属都是PTSD的高发人群。

　　姜长青举着北京援鄂医疗队员签字的医院院旗

　　姜长青指出，尽管已经回到北京，但是对于援鄂医疗队员的心理疏导工作依然没停下，在隔离点的院子里，医护人员们每天都在坚持做打羽毛球、跳绳、踢毽子等体育活动，“运动是调节情绪的良药。”姜长青停顿了一下，听到了旁边大院里医疗队员们的嬉闹声，说到，医疗队还给医护人员们定了一个每天走一万步的“小目标”，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调节好大家的心态。

不逃避、要宣泄，尽快让生活回归正轨

　　“对于出现了闪回、警觉性增高等症状的人，要学会接纳这种情绪，了解出现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姜长青指出，同时，对于有关疫情的消息也不能一直回避。

　　“在此次疫情期间，离世的人有许多，死者家属的心理疏导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姜长青说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哀伤，也需要给予心理疏导，首先要让他们学会宣泄，无论是怨恨、愤怒还是自责，都要合理地尽早宣泄出来，越早宣泄，对后期的影响就越小。

　　“其次，既然亲人已经离世，要寻个合适的时机要举行哀悼仪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姜长青指出，在疫情期间，受城市管控影响，许多人无法为亲人举办葬礼，可能连骨灰都存放在殡仪馆未能取出。等到管控解除后，要为逝去的亲人举办一个哀悼仪式，通过在葬礼上痛苦一场宣泄内心的情绪，也是对死者的另一种告别，让自己尽早接受逝者已逝的现实。

　　哀悼仪式结束后，家属要让自己的生活尽快回归正轨，恢复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越早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就越容易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沉溺痛苦无法自拔，只会在痛苦中越陷越深。”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关注疫情的消息，尤其是在国外疫情日渐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焦虑、恐慌的情绪还是正常的，但是更多的要回归到原本的工作和生活轨道，做好正常的防护。“要注意，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情绪，你的防护做得越过分严密，你看疫情的消息看得越多，你的恐慌也会不断上涨，所以要学会调节自己对疫情的关注度。”